刘勰和萧统的楚辞观
《楚辞》被后世文人们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上加以接受，齐梁时期是《楚辞》研究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文心雕龙》、《文选》这两部重要著作评价、选录《楚辞》情况的比较，总结出刘勰、萧统共同的楚辞观：突出其文体、重视其文采、推崇其神话象征表现方式和哀怨情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齐梁人文学意识的觉醒刘勰，萧统，楚辞观以屈原创作为主体的《楚辞》艺术，对后世影响巨大，继两汉模拟、研习《楚辞》的热潮之后，南朝的齐梁时代，又出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和萧统的《文选》，尽管这两部著作一为理论专著，一为作品选集，但二书在时间上较接近，《文心》成书于公元５０２年，《文选》编成于公元５３０年，对《楚辞》的认识有不少共同之处，今择加比较，以明刘勰、萧统文学思想之一端。一、文体归属在《楚辞》的文体归属这一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都专立“骚”体代指《楚辞》。《文心》共５０篇，２０篇为文体专论，将文体分为骚、诗、乐府等２１大类，第５五篇为《辨骚》。其《序志》又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说明此篇在其文论体系中属枢纽之文，处于关键、中心环节。同时它又是一篇《楚辞》专论，通过分析《楚辞》来阐明文学观念，文中论及屈原、宋玉等作家作品，以“骚”代指独具艺术特色的《楚辞》。刘勰在其他篇章中还谈及《楚辞》，其数不下４０处，举凡涉及构思、文体、技巧等诸多方面，用了“骚体”、“骚文”、“诗骚”、“纬骚”、“风骚”等概念，偏重于突出《楚辞》的文体特征和情感色彩。
与刘勰论文叙笔不同，萧统则别裁众著，集古今之英华，编成《文选》。萧统编集的原意在免却“览者之劳倦”，让“属辞之士”取以为则（《隋书·经籍志四》），而在其选文次篇、轻重去取中，自然要反映出自己的文学趣味和理论主张。《文选》收秦以前至梁代的作家１３０人，作品６６６篇，分为赋、诗、骚等３７体，“一体之中，选文定篇，皆自昔佳制”①。其“骚”目之下选屈原《离骚》、《九歌》６篇，《九章》１篇，《卜居》、《渔父》等共计１０篇；宋玉《九辩》（后略３２句）、《招魂》计２篇；刘安《招隐士》１篇。较之王逸《楚辞章句》所收作品，共录屈宋２８篇之１２（其中两篇有节略），两汉２０篇（《九思》实乃后人羼入）之一，可以看出，《文选》是顾及《楚辞》整体，而侧重屈宋作品的萧统选文，以赋、诗为主，但他能明确地将骚从赋体中划出，并能选出《离骚》、《湘君》、《湘夫人》、《九辩》、《招魂》、《招隐士》等有代表性的作品，说明他对《楚辞》的特点及众多作品在艺术上的高低都有明确的认识。文体的分类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创作不断丰富，新的文体纷呈迭出，自然要求在理论上给予总结，人们在分辨新文体的类属、探讨其源流及风格特点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文学观念更加丰富完善。文体的分类是一个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由笼统到明晰的过程，秦以前文、史、哲等统而不分，汉以后个人著述除诗赋以外新文体逐渐增多，所以《汉书》在人物传后录其作品往往杂列奏、议、书论等，合言成卷，魏晋以后才开始区分文体，齐梁大盛，这是与当时文学观念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刘勰、萧统对骚体的区分是他们进步文学观的体现，后世有些批评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楚辞类”序云：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分著也。纪氏探讨骚体何以确立，是有意义的，但他这一段话说得似是而非，细究起来是有些问题的。其一，对《楚辞》作整体观照应始于司马迁，“楚辞”一词最早即见于《史记·张汤列传》，《屈原列传》又全面勾勒出屈原的生平行迹，综论其创作以及后来《楚辞》创作的流变。
刘向整理《楚辞》自然会受司马迁的影响和启发。纪氏云“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才“以《辨骚》标目”，所谓“后人”可能指郑玄、郭璞。《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之未从也。”又郭璞注《楚辞》他篇物事亦皆称《离骚》②。他们也只是视《离骚》为经，他篇为传，并无文体上的新认识，刘勰、萧统别立骚体，才在文体观念上有所突破。其二，纪氏又云《九歌》以下不宜“均袭《骚》名”，此又非知论。《楚辞》为一代文学之胜，以“骚”指称，是涵盖了其独特的艺术风貌和特质的，新的概念和新的文学观是相联系的。其三，纪氏既称汉魏以下赋体有变，但汉魏以下之赋与《楚辞》究竟有何不同，却未加说明，而刘勰、萧统对骚、赋二体则作了明确区分，并理清了它们的流变关系。还有清人姚乃鼎、章学诚对《文选》体例颇致讥诮，或以为辞赋不宜再分，或以为不应立匕、难等体。总的看来，《文心》《文选》分类立体代表着当时的文学观念，在后世看来也许有些不合理的地方，但刘勰、萧统分立骚体是正确的，这一认识也被后世所肯定和接受。二、惜采重文“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楚辞》研究不能回避屈原。屈原以强烈的宗子之情和忧患意识关注着楚国的兴衰存亡，其作品中的现实感和人格精神最易打动后人。汉代士人对《楚辞》的探讨集中在对屈原的评价上，针对屈原的遭遇、立身行事、人格和沉江殉志等问题发议论。他们对屈原的遭遇都极为同情，即如扬雄作《反离骚》也是为悲悼屈原，胡应麟称其文“盖深悼三闾之沦没，非爱屈极切，不至有斯文”③。但对屈原行止去就、人格的评价就不尽一致了。纵观两汉，从贾谊到王逸的屈评，经过怀疑、否定到全面肯定，是从以黄老思想到正统儒家思想接受和重塑屈原人格精神的过程，儒家思想通过自身的斗争、整合，而寻求到了对屈原及其作品完善、系统的阐释。两汉屈原问题的讨论契合着儒家思想正统化、经学化的轨迹，使《楚辞》学一开始就迈出了一大步，取得了像王逸《楚辞章句》这样可喜的成果，同时也出现了令人思考的问题：依经按骚的思维方式使《楚辞》的研究还游离在真正的艺术探讨之外。
３００多年后，到了刘勰的时代，《楚辞》又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面对前人评骘纷繁的局面，刘勰在《辨骚》中列举了刘安、扬雄、班固、王逸等家的观点加以对照，认为他们“褒贬任声，抑扬过实”，“鉴而弗精，玩而未核”，都有失偏颇。刘勰没有偏向哪一家，他论文“臂肌分理，唯务折衷”，善于在总结前人观点基础上提出己见，他提出“将核其论，必征言焉”，将《楚辞》和经典比较得出“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等所谓“同于风雅”的“四事”和“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等“异乎经典”的“四事”。接下又说：“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钅容经意，亦自铸伟辞。”从求同一面说，《楚辞》是典诰的，它体法三代，是雅颂的博徒（虽逊于《诗经》，但应作同类观），故能在内容上熔炼儒家经典的思想；从求异一方论，它是夸诞的，染杂了其所处战国时代的风气，它是词赋中的英杰，形式上则自创奇伟的文辞，这是对“四同四异”的具体分述。仅满足于这一般的认识还是不够的，刘勰对《楚辞》评价的主要方面还在以下两点：他先概括《楚辞》的艺术风貌是情志哀伤，格调明朗，表现奇巧，文采华丽，言词旷放，才情高尚，“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认为《楚辞》在“气”、“辞”两方面都是空前绝后的。然后又提出学习《楚辞》的原则是“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即将《诗经》与《楚辞》结合起来，追求不脱离现实基础的奇幻和有真实内涵的华美文采。无疑，刘勰对《楚辞》的评价是以极力推崇屈原的高尚人格为前提的，只是他并没有像汉人那样把满腔热情投注到辩论屈原的立身行事方面，而是重在研究《楚辞》的艺术价值。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刘勰评价屈原和《楚辞》是否摆脱了依经按骚的方式？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刘勰仍以一种经学思维方式论文，《文心》开头即是《原道》、《宗经》、《征圣》，又自称论文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其道中有不少儒家之道，师圣即以周孔为师，经之所指也不外儒家的五经，至于道、圣、经三者的关系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明道》），而圣人之道与文都体现在经里面，所以，他探讨文之起源与发展，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逻辑出发点。
但刘勰论文时，其儒家思想只保持在相对抽象的层面，如文的产生、文与经典的关系等，而在阐述具体的文学风格特征时，则极重文学自身的规律；对《楚辞》艺术的分析也是如此，突破了经学思维的束缚，正如明人许学夷《诗源辨体》所说：“刘勰始折衷，为千古定论，盖屈子本辞赋之宗，不必以圣经列之也。”这种由重经到重文的转变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几乎是《文心》写成之时萧统才出生，萧统一方面受着严格的儒家正统教育，另一方面东宫聚集着众多的文学名士，成了文学的摇篮。这种特殊的人生格局和成长环境很容易使萧统将儒家正统思想融进艺术观，他重风教但不排斥斯文，重自然之情而不放纵欲念，重翰藻又求沉思，体现出一种雅正的文学趣味。他的《文选序》论述了文的产生与进化、各类文体的区分、芟截选文的标准、选作的编次等，虽只有９００多字，而论述精当。其“踵事增华”的进化观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都表明其进步的文学思想。他还专门谈到了对屈原的认识：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朔心。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这里的“骚人之文”主要指屈原的作品，他将屈原的人格与作品个性结合起来，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屈原作品的实质。刘勰、萧统都十分强调“文”的重要性，他们由自然万物的“天地之文”推到“人文”，再到作品之“文”，把“文”提高到了本体的地位。惜采重文，对文学创作来说就是重文学自身的规律，刘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萧统穷类尽体，去芜求精，都是为了昭示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审美的态度来审视文学就更能揭示文学的本质，刘勰、萧统对《楚辞》艺术的评价便证明了这一点。三、表现与情感立体、重文是刘勰、萧统的卓识和贡献，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深入触及到了《楚辞》的情感和形式问题首先是神话象征的表现方式。《楚辞》作为浪漫型的艺术，以神话象征为其主要表现方式。神话是指原始先民通过原始思维探索自然和社会环境所讲述的故事，它是文学的重要母题。象征“指用来表示某一事物或事件的词或短语，这一事物或事件本身又代表某一事物，或者超越其自身的参照范围”④。
象征重在暗示的关系和意义，而神话意象或画面具有直觉具象性，因而都是象征性的。《楚辞》是一个充满着神话象征内涵的奇异缤纷的艺术世界，展示出瑰丽的荆楚地方文化色彩。屈原在创作中大量地运用了神话物事的意象，通过其错综复杂的关系来表达忧愁幽思，这种构思和表现是以政治为轴心、以现实为指归的。刘勰在《辨骚》中谈到“异乎经典”的四事，涉及《离骚》、《天问》、《招魂》、《悲回风》等篇章，是《楚辞》中神话象征内容较突出的作品，其云“迂怪”、“诡异”、“谲怪”、“狷狭”、“荒淫”等，词多贬义，而他又是盛赞《楚辞》艺术的，如何看待这一矛盾现象？综合来看，刘勰在《辨骚》中的重点是要肯定《楚辞》的风格并致力向它学习，而所谓“四同四异”只是顺着汉人的思路而提出的一般性的看法。《文心》固然没有专门讨论神话，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刘勰反对神话象征性的创作，因为神话理论在我国的提出并运用是近代以后的事，王逸注引并没有超出今文派以纬证经的模式，也不能说他曾用神话理论研究过《楚辞》。从刘勰对比兴概念的理解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楚辞》表现方式的态度。传统的比兴凡涉及创作整体构思和表现方面的，大致属于象征的范畴，王逸罗列《楚辞》各类意象所比，只是单一静止的对应，停留在语序的层面。刘勰论比兴更强调兴，因为兴是“起情”，是“依微以拟议”，他认为“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寄讽”（《比兴》），不只把比兴看作甲对乙单一的语序上的联系，而是“触物以起情，节取以托意”⑤，包括情感的引发、意象的选择、意象与情志关系的安排等，它是一种创作方法，追求表现上的整体效果。他又说“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认为屈原继承了《诗经》的传统，《楚辞》具有比兴兼用的整体效果。总之，刘勰不能提出神话理论，是时代的局限，但他赞美《楚辞》的风格，又强调比兴的情志蕴含，都说明他对《楚辞》的神话象征表达方式是肯定的。《文选》录《楚辞》１３篇，从对屈原作品的取舍中可以看出萧统对神话象征表现方式的态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录《天问》，一是《九章》所选较少。《天问》是《楚辞》中最特殊的一篇，它一气之下提出了１７０多个问题，先问天地与大自然，后问人事变化、兴衰存亡的历史大事，是神话内容最多的一篇，而《文选》不录。让人最易想到的原因是篇幅过长，但这毕竟还不是根本原因。《天问》的行文方式很独特，它站在理智的高度，反复诘问，力图穷尽万事万物之理，这显然与萧统沉思翰藻的标准不大吻合，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觉得其历史文化价值要大于其文学价值。《九章》是一组作于不同时期的作品，“这九篇作品，在屈原的创作中，显然属于《离骚》的一个类型，和《九歌》、《天问》、《招魂》等篇是不同性质的。《离骚》为屈原综合性质的自叙传，《九章》则是更具体的片段的生活记录和心情反映。它们环绕在《离骚》的周围，某些篇是旁出的支流，某些篇是叙次的延续”⑥。从选文力求全面又尽量少重复这一点上看，既录《离骚》而少录同类的《九章》，是有一定道理的。相应地，《文选》录《九歌》６篇，数过其半。《九歌》的神话象征意蕴更浓厚，闻一多先生在《什么是九歌》中作了分析。当然，《九章》中也有象征性很强的作品，如《橘颂》就极富象征蕴含，《文选》录《涉江》而不录《橘颂》，说明萧统还是侧重于从自传的性质上去理解《九章》。
其次是他们对《楚辞》哀怨情志的认识。从《尚书·尧典》到《毛诗序》，儒家一直恪守着“诗言志”的传统，但魏晋以来有所改观，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言“缘情”而不论言志，认为诗抒发内心情感不必受礼制的束缚，乃开一代风气。齐梁时人们虽仍在“情志”的名目下讨论文学，但儒家道德规范下“志”的内涵已被抽掉，其时已声色大开，走的都是“缘情”的路子。刘勰认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体性》），强调情感在创作中的自然流露。总的说来萧统强调自然真实之情，雅正而不放纵。他谈到感情的激发有三种情况：前人著作的启示、文友相聚、自然景物的兴会。他反复谈及自然景物的触动，《答晋安王书》称“炎凉始贸，触兴自高、睹物兴情，更向篇升”，《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华书》亦言季候变换，触动内心，兴咏托词，感而成篇。他极力推崇陶渊明安贫乐道、旷达任真的襟怀，又说“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表明他倾向雅正的情感。萧统对情志的认识也比较全面，《文选》赋类另分“志”、“哀伤”、“情”等。“志”类所收属穷居以求志之文；“哀伤”所录则多言失宠、思友、叹时、怀旧、离别之悲情；“情”类所辑偏重人之欲念，即艳情，但多述神女之事，言情而有节制，反对直接宣泄。由上可知萧统区分情感较为细致，兼包穷愁、哀怨及艳情。《楚辞》尤其是屈原的作品，汉人是放在言志的范围中看待的，但其志已变，朱自清先生指出，屈原“虽也歌咏一己之志，却以一己的穷通出处为主，因而‘抒中情’的地方占了重要的地位宋玉的《九辩》更其如此”⑦。
屈原作品展示的是血与火的真情，心灵的痛苦，生死的抉择，感情浓烈，犹如闪电划空，感人至深。因此，侧重于从情感方面剖析《楚辞》比起汉儒强调忠君讽谏之意来，更能触及《楚辞》艺术的奥府。刘勰《辨骚》说“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又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都是从忧愤深广的哀怨之情上来谈的。萧统也没有将屈原摈斥在雅正之外，他认为屈原含忠履洁，即使怨怼愤激，其情仍出于正。他又重《九歌》，那种缠绵哀怨正是屈原吟泽憔悴内心情怀的真切反映，后来王夫之看到了这点，他说“但其情贞者其言恻，其志菀者其音悲。则不期白其怀来，而依慕君父，怨悱合离之意致”⑧。说明萧统选文，深得屈骚之情旨。当然，刘勰和萧统所触及的艺术问题还不止上述两点，比如他们对《楚辞》语言形式也较为关注，这都说明他们在新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给《楚辞》研究带来了新气象
①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第１版，第３２５页
②见《〈楚辞〉郭注义征》，《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６月第１版，第２６页
③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
④朱金鹏、朱荔译，Ｍ．Ｈ．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１１月第１版，第３６２页
⑤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２１９页
⑥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４月北京第１版，第１１７页
⑦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第１版，第３１页
⑧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