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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痛感闲书看得不够”

更新时间:2024-03-29 02:52:58

在当代学界,季羡林先生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同时,70多年来季先生还写下约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散文。愈到晚年,他愈像一位身怀绝技的语言魔术师,挥就一管出神入化的彩笔,勾画出一幅幅人文风景、自然风景和社会众生相的生动画面。灯下阅读他的散文,笔者总是叹服:季先生就是一株根深叶茂的语言艺术大树,而这株树的幼苗就植根于深厚的民间文化的土壤之中。

季羡林出生在鲁西平原。他说:“我生下来时,全族男孩就我一个,成了‘稀有金属’”。为了传宗接代,光耀门楣,1917年,父亲把6岁的他送到济南的叔父家。他在泉城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一呆就是13年。来到叔父家这年,济南已经开埠12年,商业繁荣,教育昌明;城池虽说不大,却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江北文化古城。近代以来,济南号称“曲山艺海”,市井文化和民间文化发达。季羡林童年眼里的济南市井,是个热闹的所在。他在升官街推铁环,在火神庙看戏,跟着老师游开元寺,看大佛头,偷看“闲书”,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有趣。市井生活里的方言与读过的几十部“闲书”,与他后来的散文写作如影随形,一生相伴。

两年前的2002年3月,91岁高龄的季先生写下《我的小学和中学》、《我的高中》两篇散文。文章生动再现了季先生童年和少年眼中的泉城风物,市井风情,为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济南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风俗民情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我的小学和中学》、《我的高中》,全文4万3千多字,作品除了一如过去,“感情充沛真挚”,文采斐然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济南方言俚语跳动其间,涉笔成趣。如,花生米就是“长果仁”,手纸又叫“草纸”。人做事莽撞,就是“愣头青”;若缺少应有的反抗精神,不用说,该是“窝囊废”了。在济南方言里,形容个头不高,常用豆腐干,而且不多不少,就用三块。他回忆当时,每年农历九月九前后,正是千佛山重阳节庙会开张的日子。这里遍地是艺人们搭起的席棚,小孩子身无分文,与购票无缘,他写道:“好在我们都是三块豆腐干高的小孩子,混在购票观众中挤进去,也并不难。”季先生自嘲当年人小个矮,这就有了钻席棚、看蹭戏的条件。庙会期间,这群“三块豆腐干”高的小孩子,“钻遍了大大小小的棚”。

山东快书有个小段,好像叫《万百千》,说的是乙跟甲学认字。甲教给乙:“一”字画一横,“二”字画两道。乙心领神会:那“三”字就画三道了?甲说:“对。”于是,自以为功夫学成的乙,便帮人写起信来。凑巧,有位需要帮忙的人,姓万,叫万百千。一管毛笔要画一万一千一百个道道,顿时难倒了乙,万般无奈之中,他想到了拿扫帚当笔用。在季先生这篇回忆里,也有“扫帚”一说。

小学时,季羡林与表妹都爱读“闲书”。他与表妹识字有限,常念别字,如把“飞檐走壁”的“檐”读成“dan”,但这并不影响二人读闲书的兴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是用笤帚扫呢,还是用扫帚扫?’不认识的字少,就是笤帚,多了就用扫帚。”不知季先生的“扫帚说”是否出自上述快书小段。不过,读者若知道有这个小段,一读“扫帚说”,马上心领神会,得其神韵。

其实,在季先生的文章里,穿插方言俗语已非一日。比如,在济南话里,人们打趣人长得瘦时,少用骨瘦如柴的“柴”,多用“申猴酉鸡”的“猴”和“鸡”。1991年,他在《老年谈老》中写道:“好多人都问我:有没有什么长寿秘诀。我的回答是:我的秘诀就是没有秘诀,或者不要秘诀。我常常看到一些相信秘诀的人,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结果怎样呢?结果每月超过别人的饭费十倍,而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干巴鸡”,寥寥三字,人物造像历历如绘,感觉很像老舍先生说的,某人的腿细得像根棍子一样,给人的印象强烈。

巧的是,季羡林先生结识老舍先生也是在济南。当时他还在清华读书。有一年暑假回济南时,济南同学李长之请老舍先生做客,让季羡林作陪。老舍先生时为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已是名作家。他谈吐幽默,毫无架子,给清华学子很深印象,从此两位成为忘年之交。老舍先生与季先生一样爱济南,写下了许多以济南为题材的精彩作品。他笔下的济南,灌注了京派文化,有点“京味”济南的味道。季先生笔下的济南,自然是“鲁味”济南。他们都来自社会下层,汲取了民间丰富的文化养料,建构起各自的方言坐标,却不是抱残守缺的土包子。老舍先生笔下的北京“很北京”;季先生笔下的济南“很济南”。他们都在欧洲啃过洋面包,却无西崽相,写出的文章,出手就是地道的中文,中文里很少掺和洋文,如同一位老中医开出一副君臣佐使的中药方,里面有甘草,也有黄连;有双花、也有连翘,却没有先锋霉素。“文革”中,季先生运交华盖,不堪回首。后来,形势稍有宽松,他被安排去看守门房,接听电话,收发报纸。眼看生命虚度,他开始偷译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谈起原因,他说:“我自忖已被打倒在地,命运是永世不得翻身。但我又不甘心无所事事,白白浪费人民的小米,想找一件能占住自己的身心而又能旷日持久的工作……”“浪费小米”,与“白吃干饭”同义,但“小米”一旦变成“人民的”,又不愿“白白浪费”,一位九死不改爱国之心的老知识分子形象一下立了起来,一位吃了小米不忘报恩的山东孝子形象立了起来。语言质朴中见奇崛,平实中出味道,自然而有精神。黄色的“小米”变成了黄金。

在小学,季羡林最爱读的闲书是什么呢?是《三国演义》、《济公传》、《水浒传》、《东周列国志》、《金瓶梅》、《说唐》、《封神榜》之类。读得最多的是《彭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小五义》这样的侠义公案小说。若说古小说的艺术性,《红楼梦》无疑是最高的。不过,整日价哭哭啼啼的林黛玉,季羡林不喜欢。还是看“低级”的“闲书”瘾头大。叔父禁止,他便施出障眼法偷着看,道具就是“盖垫”。盖垫是北方人包包子、蒸馒头、晾面条、盖面缸用的编织品,家家都有。济南曲艺界还有个小绕口令:“屋门后边编盖垫,你编半边,我编半边。”季先生在1986年回忆说:“我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济南话,季羡林原注)。我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四书》,我看的却是《彭公案》。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我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直到今天,济南人几乎还是家家有盖垫。

应该说说侠义公案小说了。笔者注意到,近一二十年,季先生在多篇回忆里列出他看过的“闲书”书单。有时列得多些,有时列得少些,其中,一次未落,常列首位的,正是《彭公案》。《彭公案》是继《施公案》、《三侠五义》之后又一部侠义公案小说,作者是福建人,自号贪梦道人,原名杨挹殿。小说23卷,100回。艺术质量比《施》、《三》要弱。这类“闲书”,在一些文人、“高人”眼里是不入流的,若按过去文学史的说法,书中“历史局限或阶级局限”,也不会少到哪里去。季羡林不管这些。没有局限的书从来没有过。再者说,读《彭》时,他还是个小学生。根本不懂什么叫艺术质量。他有句大实话:谁都有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写了一辈子文章,最讲究的一个字,是个“真”字。是什么,就写什么,别人怎么说,完全是他们的事。“闲书”虽是“粗粮”,但只要消化系统没大问题,营养不会太少。季羡林的“胃口”从来泼辣,先不说英文、德文、法文、俄文、南斯拉夫文,连印度古代语言梵文、巴利文,还有天书一般的西域吐火罗文,他都能打得进去,走得出来。中国人读中国书,吸收“粗粮”的营养,如果也成问题,倒真是一个问题了。“我在新育小学看的那些‘闲书’,《彭公案》、《济公传》之类,文体用的都是接近白话的。所以我由文言文转向白话文,我不但一点勉强的意思都没有,而且还颇有一点水到渠成的感觉。”91岁的老人回忆说,“这有什么害处呢?我认为没有。除了我一度想练铁砂掌以外,并没有持刀杀人,劫富济贫,……我还认为有好处。”

在季先生笔下,文字时而在成语与经典之间腾挪,时而在方言与俚语之间跳跃,灵动非常;文辞源自古典,雅致却不穷酸;俗语出自民间,生动俏皮决不油滑;文章天成老辣,毫不倚老卖老。季先生“经营”文字的功力告诉人们,这位终生研究语言的大师,在其高耸云表的大树下面,民族民间文化和地域文化之根扎得有多深。根深才有树高,根深才有叶茂。

季羡林先生说:“今天的少儿读物图画太多,文字过少,这是过低估量了少儿的吸收能力,不利于他们写文章,不利于他们增强读书能力。”他还说:“我痛感今天的青年闲书看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