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和她的女佣

亲如祖孙

进入晚年的宋庆龄，病魔缠身。她患有讨厌的荨麻疹，可怕的白血病，怕见阳光，喜安静。所以，不管白天还是夜晚，她卧室里厚厚的窗帘，总是垂挂着。白天，她还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永远也干不完的工作上，但一到漫漫的长夜，她要是不服安眠药或心中有事，就几乎整夜整夜地不能安睡。尤其是因病魔的纠缠加上毕竟年事已高，她已无力自己上下床，为此，根据宋庆龄的吩咐，顾金凤在宋庆龄的床前另搭了一张钢丝折叠床，早收晚搭，整夜整夜陪伴着宋庆龄。

她俩俨然一对祖孙，总有着说不完的知心话。

１９７８年，顾金凤那年仅１８岁的长女因为家中吃口重，日子过得实在艰难，便由在家的金凤公公婆婆作主，把她嫁给了浙江某县一农民家。收到家乡公婆的来信后，她就打算抽空在这年国庆节回家走一趟，什么都不为，只为送送心爱的大女儿，聊尽她一个母亲的义务与职责。

但是，好几次，每当她看见宋庆龄臃肿的身影与迟缓的动作时，话到嘴边都被她自己咽了回去。她说什么也不忍心在这个时候扔下首长，说什么也开不了这个口，心中百般为难，怎么也拿不定主意。

宋庆龄见金凤因思念家乡的孩子而沉默时，她就开导金凤：“阿金，孩子们一天大似一天了，你可以放心了呀！”

“大首长，我勿牵记。”顾金凤为宽慰宋庆龄总是口是心非。

“勿牵记是勿可能的，我只是要侬尽量想开点。到我这里工作，几年呒没回家，是辛苦。但阿金侬晓得我也和侬一样苦恼呀。侬想，孙中山伊在我３０岁那年就离开了我，四五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人过日脚，要不是有你们陪着我，我说不定也早就支撑不下去了呢！”

每当这时，宋庆龄就像一个慈祥的老奶奶，絮絮叨叨地与阿金诉说着心里话，期望与阿金引起心灵上的共鸣。

如果说阿金起先纯粹是出于一种敬仰的心情而忠心耿耿为宋庆龄服务的话，那么，到了后来，这种敬仰中，还增添了些许同情的成分。

有时，宋庆龄实在睡不着，就半夜三更爬将起来，坐到钢琴间。这时，阿金自然也睡不着了，她也只好跟着起床，来到钢琴间，站到宋庆龄身边。

宋庆龄把一腔难言的哀思与深情，都寄托在钢琴上，试用琴声来倾诉自己心中的孤独与惆怅。

顾金凤就站在宋庆龄的身边，根据宋庆龄的嘴巴示意，一页一页地翻动五线谱。宋庆龄惟恐顾金凤顶不住睡意的侵扰，就让她去“冲一杯咖啡喝喝”，提提神。可惜顾金凤不喜欢喝这种“又苦又涩的东西”。

一曲弹完，宋庆龄总要问一边的顾金凤：“阿金，好听吗？”

不知所云的阿金总随口敷衍：“好听格。”

“那你听懂弹的是一支什么曲子了吗？”

“听不懂……”阿金只好如实回答。

“这叫摇篮曲，是外国人作的曲子……”宋庆龄就一五一十地向阿金介绍曲名。

阿金似懂非懂：“哦，我晓得了，这是一支催眠曲，大首长想听了能早点睡着……”

一句自作聪明的回答，反惹得宋庆龄哈哈大笑，睡意全消。

８０岁以后的宋庆龄，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重要的外事接见活动，平时基本上不出门，连小楼也不轻易下，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她一天２４小时与钟兴宝、顾金凤两人住在小楼上（张钰住楼下），真的是同吃一锅饭，共顶一片屋，同呼吸，共命运。长期的共同生活，使宋庆龄和钟兴宝、顾金凤之间亲密无隙。家中只要有吃的，宋庆龄总是一个人咽不下，她都要一分为三，人手一份，让兴宝与阿金共同享用。哪怕一只苹果，她也要亲自一切为三：兴宝一份，阿金一份。她把这两位同样命运同样孤寡的单身女子，完全当作了她的女儿与孙女！

宋庆龄晚年，行动不便。尤其是后期，当宋庆龄三天两日卧床不起的时候，每上一次卫生间都格外费劲，兴宝与顾金凤左右两边使劲地搀扶她，一个来回后，大家都累得气喘吁吁。为此，钟兴宝与顾金凤自己动手，利用一张木质的旧式靠背椅子做支架，把一只木质的马桶安放其间，做成了一只既可以移动又稳妥可靠的便盆，而且就把它安放在宋庆龄的卧室里。

上海有两句俗语，一句叫做“老小老小，越老越小”，还有一句叫做“若要好，老做小”。即将步入９０高龄的宋庆龄同样如此，她的脾气性格起了异样的变化，她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着话，动不动就要像小孩子似的向钟兴宝与顾金凤撒娇，她变得一时片刻也离不开顾金凤与钟兴宝了，偶尔卧室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就要按响电铃招呼她们，而当她们来到她的身边后，她却又什么要求也没有。

人老了，经常要沉湎于往事的回忆中。宋庆龄回忆最多的除了孙中山外，还有远在台湾的亲人们。她经常怔怔地望着身边的钟兴宝或顾金凤，如数家珍地一个个地排着队，回忆着她的亲人们，回忆着她辉煌的峥嵘岁月。每当这时，她的脸上充满了幸福与惆怅，混浊的双眸中泪光闪闪。

每逢周末，在京的工作人员都回家了。后海宋宅里，除了门卫外，整幢楼房里只剩下宋庆龄、张钰、钟兴宝、顾金凤这四个单身女性。这四个同病相怜、相厮相守的异姓姐妹，团团围坐在一起，互相倾诉着各自心中的往事，热烈地向往着充满希望的明天。可以想象，与此同时，远在上海的李燕娥也肯定是在这个时候，遥望东方，惦记着她们四个姐妹呢。

燕娥先行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中，李燕娥患了子宫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宋庆龄听取了北京医院专家们的意见，决定还是把这位跟随了她整整５３年的忠诚的卫士送进医院治疗。

李燕娥在临上吉普车时，老泪纵横，她怔怔地望着宋庆龄，从喉头里憋出一句话：“我先走一步了。”

一句话，使宋庆龄流了一天的泪。

李燕娥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１９８１年除夕那天凌晨，一副倦容的警卫秘书杜述周和钟兴宝从北京医院回家了。为了不惊动宋庆龄，在楼下，杜述周特意叮嘱钟兴宝：不要急着把李姐逝世的噩耗通报首长，先让她安静地过上一个年再说。

兴宝自是遵命，为不惊动房间里的宋庆龄，上楼后，在路过宋庆龄那扇虚掩着的房门时，她还特意把脚步放得轻轻的。

但是，这细微的声音，还是被彻夜无眠的宋庆龄听见了，她即毫不犹豫地按响了床头的电铃。

“兴宝，李姐的情况怎样了？”钟兴宝刚应声进入房间，倚在床头的宋庆龄便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她发问。

兴宝还想遮遮掩掩，但挡不住宋庆龄的声声追问，无奈，她只好忍泪直言相告：“首长，李姐已经离开了我们。刚才，我和杜秘书已把她送进了太平间，您就放心吧。”

“我的李姐……”

兴宝话音未落，宋庆龄已是泪流满面，她无奈地用手掌拍击着床沿，呜咽道：“恶病致命，恶病致命哪！”接着，她大口大口地喘息了一会，待稍稍平息下来后，就对闻声进入房间的顾金凤说：“阿金，我以前关照侬的话还记得吗？”

阿金一时没有醒悟过来：“首长，什么事呀？”

“唉，就是李姐我生前答应过伊的，拿伊的骨灰盒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和我以后葬在一起。这件事，我已和沈大姐说过的。到时，你要提醒伊一下，千万别再忘了。我记得，万国公墓我父母的坟地上有八个墓穴呢……”

其实，就在前几天，沈粹缜大姐从上海来到北京时，就带来了上海政府请人根据回忆复制出来的宋氏墓碑原来的尺寸、样式及碑文书法格式，还带来了李燕娥的墓碑式样设计草图，并一一交给病床上的宋庆龄过目审批。宋庆龄看后，连声说“完全一样，一点不错”，并当即在图纸上签下“同意”二字。

回天无力

送走了李燕娥，过了几天，大约是年初五，宋庆龄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在顾金凤与钟兴宝的搀扶下，走向写字台。同时，她嘱金凤从立柜顶上取下那只精致的上着锁的小铁盒。两个女佣一看就知，宋庆龄又要修改她的遗嘱了。

这只不一般的小铁盒里，珍藏着宋庆龄那份写了３０年也修改了３０年的遗嘱。

宋龄的这份遗嘱动笔于１９５３年，那年，她刚好是６０岁。钟兴宝自１９５２年３月来到宋庆龄身边工作起，就看到夫人每逢每年元旦或春节前后，总要修改她的那份遗嘱的。宋庆龄每次修改完毕、把那份遗嘱放进小铁盒里时，总要把钟兴宝或顾金凤召到面前，用手拍着小铁盒，关照她们几句：“兴宝，我老千年（苏沪一带对逝世之说的喻）以后，我要讲的话都在这里了。”“阿金，侬要记住，在我没咽气之前，这个铁盒子的东西是不能随便让人家拿去的。”

每年年底前后修改遗嘱已成了宋庆龄每年一项必做的事情，似乎已是约定俗成的了。但惟有一次，却是宋庆龄破在中途进行修改的。

那就是１９６６年９月的时候。这年９月的２１日，上海的红卫兵与工人革命造反派冲击了宋庆龄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祖坟，严重毁损了宋庆龄父母的墓穴。事发后没几天，当沈粹缜大姐带着偷偷拍下的宋氏墓地被毁的现场照片专程来到北京，把照片交给宋庆龄过目时，宋庆龄的身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当天病倒了。当宋庆龄的身体稍稍康复后，她就挣扎着起了床，一反常规地修改了她的那份遗嘱。当时，钟兴宝一在旁边伺候着，夫人修改了什么，她当然仍是一无所知，但她看见了夫人当时的神情十分悲痛，泪水不断地流着，好几次她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用手帕擦拭着满面的泪水。

事后，钟兴宝才得知宋庆龄这次对自己的遗嘱作了重大的修改，并首次提出了她逝世后一定要与万国公墓的父母葬在一起的要求。宋庆龄这么做，无疑是为了保护她的父母的坟墓从此不再遭受飞来横祸。

这次，宋庆龄又把小铁盒提前取了出来，钟兴宝就猜想夫人又要修改她的遗嘱了。果不出所料，宋庆龄当即就挣扎着伏案工作了，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修改了她的这份不同寻常的遗嘱。大约整整修改了两个小时后，宋庆龄才长长地吁了口气，把遗嘱郑重地放进小铁盒，亲自用锁锁。然后，她紧紧拉着钟兴宝的手，低声秘密地叮嘱道：“兴宝我还是那句话，这份遗嘱，在我没咽气之前，你是谁也不能给的，我去了以后，你才可以把它交给粹缜与康大姐她们，千万记住了……”

说着，宋庆把钥匙郑重地放到兴宝的手中，又补充道：“兴宝，这件事我就完全拜托你了。你记着，这把钥匙就藏在我的枕头底下……”

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任呀，钟兴宝抽泣了起来，她用力点着头，向宋庆龄表示了她坚守秘密的决心，同时，她紧紧握住宋庆龄的手，哽咽道：“首长，你别这么想，你不会的……”

１９８１年春节过后，由于宋庆龄的病情日渐沉重，必整夜守护，以备不测，所以，兴宝与阿金采取了轮流值班的方式，分昼夜两班，在宋庆龄的大床前搭了一张地铺，每人一夜轮着守护在宋庆龄身边。

５月１２日清晨，宋庆龄突然昏厥过去，经抢救，她才苏醒过来。这时，她知道自己的时间已不多了，死神已一步步向她逼近。但是，她还是挣扎着在钟兴宝与顾金凤的搀扶下下了床，一步一步来到了写字桌前。

“我还有事做……”宋庆龄在阿金的怀抱中大口喘息着，吩咐兴宝准备笔墨。

但是，宋庆龄连坐着的力气也没有了。是，她在两个女佣的抱扶下，艰难地握起毛笔，蘸足了墨，在宣纸上写下“韬奋手迹 宋庆龄题 一九八一”这十二个大字。写好了，她还不满意，又写了两张，这才放下笔，如释重负地笑道，“好哉，让粹缜去选用吧。”

５月１３日晚，宋庆龄忽然从床上坐起来，双目炯炯地望着身边的兴宝与阿金说道：“明朝阿拉就回上海。”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当天夜里，宋庆龄忽然发烧，热度高达４０度，陷入了昏迷状。

５月１日上午，宋庆龄从昏迷中醒来，她心中明白：这是她最后一次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了。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她是不能参加了，为此，她重重地叹着气，表示遗憾。她又要挣扎着下床，像前天那样去写字桌前工作。可是，身体实在虚弱，她实在是力不从心了。看着宋庆龄那欲动不能的痛苦样子，顾金凤急中生智，找来一块木板，让宋庆龄就倚在床上，就着这块木板，给即将到来的国际儿童节报告会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

宋庆龄在信中一往情深地写道：“……我不能参加这个大会但我关心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们一起跳动……”

５月１４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第一号通报的名义，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宋庆龄病情恶化、处于病危状态的通知。当天晚上，宋庆龄的病情继续恶化，高烧继续达４０．２度。

５月１５日早上，宋庆龄再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出入党要求时，恰好王光美在场。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会议，一致决定接收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实现她的夙愿。

廖承志专程赶来后海，向处于昏迷中的宋庆龄宣布这个好消息。处于昏迷中的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居然清醒过来，用极微弱的声向廖承志说道：“谢谢，谢谢……”

５月１６日上午，邓小平前往后海看望宋庆龄，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表示党一定会尊重她的意见，妥善安排她的嘱托，还希望她安心养病。

这天下午，上级派来一位秘书，找到钟兴宝，向她索要宋庆龄的那份遗嘱。但是，他吃了钟兴宝的“闭门羹”。钟兴宝说：“首长有关照，在她没咽气之前，这份东西是不能给何人的，包括沈大姐也不能给。”

来人急了：“钟阿姨，份遗嘱十分重要，领导们正要参考着它，为宋主席办后事呢！”

但是，钟兴宝说什么也不肯交出宋庆龄的那份遗嘱，她固执地回答来人说：“请领导放心这份遗嘱丢不了，到时候我自会把它交给沈大姐的。”

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９日１９时５０分左右，北京已是夜幕降落，华灯齐上。这时，忽然楼上卧室里传来一阵忙碌的脚步声，楼下按摩室的沈粹缜与阿金闻声有异，急忙上楼，只见宋庆龄已脉搏微弱，再也输不进血，与此同时，一股股黯红的血沫从她的口鼻中涌泉般冒。大夫们忙成一团，竭尽全力抢救。

但终无回天之力！１９８１年５月２９日２０时１８分，这位“被国际公认为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女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时，自宋庆龄病危后一直住在宋宅楼下的沈粹缜大姐向钟宝下了命令：“兴宝，他们是党中央派来的人，你可以把钥匙交给他们了。”

得到沈大姐的指示，钟兴宝这才亲手从宋庆龄的枕头底下取出了钥匙，交给了来人。

６月３日，兴宝与顾金凤来到人民大会堂的吊唁厅，她俩根据宋庆龄生前的嘱咐，最后一次认真地、细心地为她们所敬爱的首长梳理头发，整理面容，用眉笔替她勾描着眉毛，完成了宋庆龄生前“不要龌龌龊龊地走，要干干净净地面对大家”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