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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上教参: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返回课文

更新时间:2024-04-20 19:55:06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全文内容可列为下表:

(四)结论:

(第9段)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不足为据,要看地底下。

可以看出,这篇课文分为三个部分,层次清楚,重点突出。段与段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衔接紧密,过渡自然。例如,第3段开头“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这一句上承第1、2段对方的论据和论点,然后进行批驳。又如,在直接反驳部分与间接反驳部分之间,安排第6段作过渡段:“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从而转向正面歌颂,作间接反驳。

从文章结构可以理清作者思路。文章第1段摆出对方论据,第2段紧接着摆出对方论点。第3至5段,作者承认所摆出的论据是事实,是“真”的,但推不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结论,它们不能证明论点。他们早已失掉自信力,只是曾经有过“他信力”,现在发展着“自欺力”,因此现在叫嚷“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只是为了掩盖自己悲观失望、丧失信心的心态。这是直接批驳。接着,作者在第6至8段,另立一个与对方论点对立的论点: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第6段承上启下,正面立论,第7至8段热情歌颂富于自信力的“中国的脊梁”,从而驳倒对方。这是间接批驳。第9段是结论,照应题目,对题目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

二、问题研究

1.这篇驳论在写法上有什么特点?

主要特点是:用驳论证的方法直接批驳,又用正面立论的方法间接批驳,从而彻底驳倒对方谬论。

对方的论据确是事实,问题在于这些论据不能证明论点,就是说,论证上不合逻辑。就这样,通过驳论证直接驳斥了对方论点。

从正面提出论点,这个论点与对方论点是针锋相对的。证明了这个论点的正确性,等于宣告对方论点不能成立。这是间接驳斥了对方论点。

直接批驳和间接批驳相结合,批驳就全面深刻,十分有力。

2.这篇文章的论述性语言好在哪里?

这篇文章的语言尖锐犀利,富于战斗性,带有嘲讽意味。

例如,在文章开头,“总自夸着‘地大物博’”“只希望着国联”“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充满着嘲讽意味。“总”,一副自我炫耀、夜郎自大的样子;“只”,一副仰人鼻息、抓救命稻草的形象;“一味”,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顽固不化的样子。这些尖锐泼辣的语言,栩栩如生地漫画式地画出了悲观论者的脸谱,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比喻、排比、反问、仿拟等修辞方法,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尤其是仿拟,仿照“自信力”,造出“他信力”“自欺力”,显出了作者高超的语言艺术。仅仅改动一个字,就将反动当局仰人鼻息、自欺欺人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令人难忘。

练习说明

一你也许从历史课知道,中华民族一向是富于自信力的民族。想一想,如果你面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错误论调,你将怎样批驳?再熟读课文,看看课文是怎样写的:怎样从对方论据不能推出论点来直接批驳,又怎样提出正面论点作间接批驳?从中你获得哪些启示?

此题意在培养学生把握驳论的能力。

第一问。批驳一个错误观点,学生从小起就在生活中不断地遇到,不断地在增长这方面的能力。学生也许没有写过驳论文,但口头实践是不会少的。因此,不妨让学生思考一下,怎样批驳“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错误论调。

第二问。作者承认对方的论据是事实,但只能指一部分人,不能指全体中国人,因此不能证明论点。这是通过驳论证来驳论点。作者又提出正面论点,指出“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这就间接批驳“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错误论调。

第三问。可让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二联系全文,辨析下列句子中“中国人”的含义,说明“状元宰相”“地底下”指的是什么。

1.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2.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3.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4.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5.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此题意在培养学生揣摩语言文字的能力,并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

五个句子中“中国人”的含义,依次是:指极少数顽固分子以外的中国人民;指广大人民;指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指所有的中国人;指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

“状元宰相”指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客及其御用文人。

“地底下”指当时还处于地下斗争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

三课文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在上世纪30年代,“有确信,不自欺”,“在前仆后继的战斗”。在今天,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试写片段作文,作一番介绍。

此题意在引导学生联系实际学习课文。

本题答案不求一致,言之成理即可。

教学建议

一、这篇文章写于“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距现在近70年了,文章又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写的,因此有必要引导学生了解文章的时代背景。文章的思想深邃,语言简练,可以引导学生了解鲁迅的生平业绩和作品风格。不妨让学生通过图书馆、网络或者其他途径搜集这篇课文及其作者的有关背景资料,如果没有条件,也可以由教师印发给学生阅读。

二、课文结构严谨,层次清楚,论证缜密。可以引导学生用列提纲的方法,把握课文的层次结构和思想内容。在列提纲以前,先指导学生找出对方的论点和论据,再讨论对方论据不能证明对方论点;然后找出作者的正面论点和论据。把这些内容梳理清楚了,就可以建议学生用提纲形式显示课文的主要内容和大致结构。

三、对这篇课文,要引导学生多诵读,通过声情并茂的朗读去感知、领悟、理解、把握课文的思想内容。对文中的重要语句,要用品读法品味其思想内涵以及作者遣词造句的技巧。对文中的关键问题,可以组织学生讨论、探究,提倡各抒己见,使学生在多种看法的碰撞中深化对课文的认识,在三个维度上得到提高。

四、下边三个问题可以引导学生重点探究:第一,作者为什么把“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作为批驳对象?批驳这个错误论点有什么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二,作者怎样用驳论与立论相结合的方法驳斥错误论点的?驳论主要阐明什么观点?立论又主要阐明什么观点?第三,课文结构十分缜密,段与段、句与句衔接自然,勾连紧密,层次推进,无懈可击。试作具体说明。

五、本文语言保持了鲁迅杂文的一贯风格:泼辣、犀利、有力,讽刺意味强,感情色彩浓。可以引导学生举出一些典型语句加以品味、分析。

六、引导学生重视领会鲁迅先生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要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文章的驳论方法上,对于作品的思想感情则不去深入领会。要指导学生看出悲观论者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学习鲁迅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使学生在学习语文和做人两个方面都获得益处。

有关资料

一、《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备课札记(陈根生)

(一)

鲁迅杂文的一大特色是小中见大,“格局虽小”,内里却“有着时代的眉目”。这是由他的革命的创作思想所决定的。他在谈到自己写杂文的目的时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这就告诉我们鲁迅写作杂文完全是时代的要求,斗争的需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正是这样。

当时一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在1934年8月27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中所散布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论调并不是《大公报》的发明创造,《大公报》实在只是捡了蒋介石的唾余而已。蒋介石于1934年2月17日《新生活运动发凡》一文中说:“反观吾国国民,颓唐,污秽,散漫,零乱,有如今日,安得不见轻取侮于列邦?”蒋介石于1934年7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大肆兜售“三日亡国论”更是荒谬绝伦,说什么“到现在他(指日本──引者)一切军事的准备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要充足”,“不仅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灭亡我们中国。”──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中国之大,神州之众,还有谁比蒋介石更失掉自信力的?还有谁比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更失掉自信力的?

这有代表性的论调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阶级的心理,决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街谈巷议。鲁迅捕捉住这一论调进行深入剖析,是极有现实战斗意义的。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深深感受到内中所包藏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呼吸到强烈的时代气息,并且领略到一颗伟大的心脏在紧紧连着人民革命事业而勃勃跳动的心声。

(二)

补充下面一则材料以使学生理解“自欺力”一词。“九一八”以后,国民党官僚政客和社会“名人”曾在北京等地多次举行“法会”,祈祷“解救国难”。1934年4月,又由国民党著名政客戴季陶和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于4月28日至5月18日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请班禅大师求佛菩萨来保佑”,说什么“古人一遇灾,上者罪己,下者修省。……今则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鼓吹“法会”可以“为国内消灾患,为世界祈和平”。这场闹剧的“司马昭之心”,不过是在这内外交困之际借此转移人民的视线,麻痹人民的心智而已。

(三)

“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一句中“地底下”,是相对于豺狼当道、狐鼠奔逐的地面上而言;这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涵义,而是政治范畴的概念。正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写道:“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当年中国政治舞台的“地底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风起云涌,蓬勃发展,他们才是中国的“筋骨和脊梁”,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

(四)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语言犀利是和作者出色地运用仿拟修辞手法是分不开的。鲁迅笔下的仿拟,决不是简单、机械的模仿,而是仿照现成的词语格式变动字眼、寓以新意的一种创新用法。这种仿拟修辞手法往往都书有一定的针对性,或顺其意而仿之,或反其意而仿之,都能借助变动的字眼表明自己的独特见解,尤其是在驳论文章里往往能产生一种辛辣的幽默感和讽刺意味。因而仿拟修辞格为鲁迅杂文广泛使用,如《拿来主义》中仿拟出“送去主义”便是。这一篇中“自信力”本是《大公报》社评使用的一个字眼,鲁迅抓住不放,就着这个字眼起伏翻腾,在“信”的对象、类属、影响上大做文章,起而剖析出反动政府本没有“自信力”而只有“他信力”,继而联系新近求神拜佛闹剧进一步挖掘出现在正发展“自欺力”,由“自信力”而“他信力”而“自欺力”,析理精警,出语奇崛,使人耳目一新。由于运用“仿拟”修辞格翻造出一字之差的三个词语,层层深入剥笋,步步强化逻辑力量,而且睿智闪烁,机趣横生,也增添了辛辣的讽刺锋芒。

鲁迅杂文对敌人深恶痛绝,犀利如刀,而对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则是衷心爱戴,热情似火。一曲高亢激越的“脊梁颂”之后,便热情赞颂中国共产党人“有确信,不自欺”,“前仆后继的战斗”。在那样严重白色恐怖中写得这样字字含情,句句有意,寄托着这位伟大革命作家的钦敬深情,是何等难能可贵!

犀利如刀与热情似火,是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却又和谐地统一在一篇优秀杂文里,这也说明不同的思想感情的确也要求迥然相异的语言外衣才能出色地表现出来;二者不仅不相左,而且相互映衬,相辅相成,显示出鲁迅杂文语言艺术的色调丰富、绚丽多彩。

(选自《中学语文教学》1984年第5期)

二、民族脊梁的颂歌──读《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安永兴)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在帝国主义面前,“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旧中国就是一个奴隶王国,在这个铁一般黑暗的国度里,帝国主义的奴役与中国古老的封建传统相结合,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力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在一部分人当中,甚至丧失殆尽。鲁迅对此痛心疾首,与这种奴隶的“劣根性”进行了坚忍不拔的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认为四万万同胞都已经消极、沉沦乃至堕落,他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面,即中国现实和历史上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就是中华民族脊梁的一曲颂歌。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写于1934年9月25日,时值“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之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践踏了东北三省之后,又向关内步步进逼,亡国灭种的威胁迫在眉睫,悲观失望的情绪主宰了一部分人的头脑。1934年8月27日《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哀叹:“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针对这种论调,鲁迅在他53岁诞辰时,写下了这篇著名的杂文。

作者冷峻的目光首先注视着现实。文章一开头就列举了三种事实:自夸“地大物博”,寄希望于“国联”;“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这些事实都见之于“公开的文字”,表示言之有据,事实确凿,然后很自然地引出本文批驳的论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但作者当即指出,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确切的,因为信“地”,信“物”,信“国联”,这明明是“他信力”,而不是“自信力”。这种以论敌的论据为论据来反驳论敌的论点的方法,使文章在从容不迫的气度中,蕴含着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

文章在指出一部分人连他信力都已丧失之后,笔锋一转:“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作者在这里开出的“新生路”,意在反衬下文的“死路”:“玄虚之至”的求神拜佛,只能说明“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这一结论是前文的自然引申,但文笔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在层层递进的推理之中,始终贯穿着逻辑的力量。

在批驳了论敌的论点之后,作者深沉的目光由近及远地转向了我们民族古老的历史。他那纵贯古今的思绪首先从严峻的现实中生发开来,指出“自欺”并非现在的新东西,而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以致“笼罩了一切”。“笼罩”一词,在这里用得十分准确、形象,它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思潮像毒雾一样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并蔓延到了各个领域。然后,作者用“然而”一转,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他们当中,既包括历史上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更包括现在那些“有确信,不自欺”,“前仆后继的战斗”而又“被摧残,被抹杀”的人。这样,作者的思绪就在追溯历史长河的源流之后,又回到了现实,明确指出:“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文章的结尾提出了判断自信力有无的正确标准:“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状元宰相”,当是泛指古今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代言人。“地底下”,则是泛指古今一切有自信力的中国人,并与前文的“笼罩”成为鲜明的对照。这样的结尾,既总结了全文,又恰与文章开头“公开的文字”相呼应,使文章结构完整,浑然一体。

综观全文,文章以现实为纬,以历史为经组织材料,开头始于现实,然后引申到历史,再由历史回到现实,结尾则既是对历史的总结,又是对现实的概括。文章先破后立,破得有力,立得牢固,驳论与立论相结合,互相映衬。驳论以事实为依据,内含逻辑推理,极其雄辩;立论则直抒胸臆,充满激情;排比句式的运用,更使文章增添了气势;议论与抒情水乳交融,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核心是论述中国人自信力的有无,因此,正确地理解作者所称颂的有自信力的人的含义,就成了理解这篇杂文的关键。笔者认为,“中国的脊梁”是一个民族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中某一阶级、某一集团的概念,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我们中华民族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伟大民族,她孕育了千千万万个英雄豪杰,其中既包括劳动人民中的优秀人物,也包括剥削阶级中的志士仁人以及历代统治阶级中的杰出人物。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后者的聪明才智比前者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发挥;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艺术等领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比后者有更多的可能在史书上有所记载。文中所论及的“埋头苦干的人”,指那些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执着于某一项事业,不畏艰险,奋斗不息的人。就在写作本文之后一年,作者写了历史小说《理水》,塑造了古代治水英雄大禹的形象,可互相印证。“拼命硬干的人”,当指那些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揭竿而起、斩木为兵的农民领袖和精忠报国、壮怀激烈的民族英雄。“为民请命”的确切含义,指的是为老百姓请求保全生命或解除疾苦,这一词语的出处,见《汉书·蒯通传》:“西乡(向)为百姓请命。”“为民请命”这一提法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曾经受到过大规模的口诛笔伐,以至一些教科书的编者在选用这篇杂文时,不得不将这句话从文章中删除。但是,正如一位戏剧家借助剧中人物之口所说的那样:“为民请命,何罪之有?”几乎在写作本文的同时,作者写了历史小说《非攻》,塑造了一个古代为民请命的墨子形象,也可互为印证。“舍身求法”的“法”,这里可做标准,规范解。又,“法”在世界各国语源上都兼有“公平”“正直”“正义”等含义,所以,“舍身求法”可以解做:为追求某一种规范(诸如公平、正义等),不惜牺牲性命,类似“舍生取义”,而“舍生取义”语出《孟子·告子上》,它在本质上属于儒家思想。历代统治阶级中的不少杰出人物,都把它奉为行动的准则,这样的例证,史不绝书。甚至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些先驱,有时也借用这一成语来激励自己的革命意志。可见,作者在这里列举的几种类型的人,都不仅仅限于某一阶级或集团,而是指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精华。鲁迅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对于那些所谓“正史”,他虽然借用梁启超的说法,认为它们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历代统治阶级采取简单否定、一笔抹杀的态度,更不意味着对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所做的贡献也采取不承认主义。他曾经把汉唐统治者魄力的“雄大”与“闳放”和“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一起来加以肯定;他还推崇被人误认为奸臣的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至于他称赞一些在文学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诗人和散文家的例子,就更是俯拾皆是了。对于那些被现代的某些人改铸得无比高大的农民起义领袖,鲁迅也从未做过无原则的歌颂,而是毫不掩饰他们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对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多有针砭,即是一例。

同样,现实生活里的“脊梁”,既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也包括中华民族中其他阶级和集团中的杰出人物。就在作者写作本文之前两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的“一二八”事变中,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就曾奋起抵抗,重创敌人,使之四易司令。在作者写作本文之前一年,二十九军又血战喜峰口,以大刀和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搏,震惊中外。国民党军队在这些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无疑是“有确信,不自欺”,“前仆后继的战斗”的具体表现,在民族敌人面前,他们理应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同属于民族“脊梁”之列。至于作者在本文中所指斥的失掉自信力而发展自欺力的人,主要指的是国民党政府中的一部分上层人物,但也不宜理解得过于绝对。本文明明写道,这种自欺力已“笼罩了一切”。可见,这种思潮也不仅仅局限于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恩格斯在论述三十年战争给德国带来的影响时指出,小资产阶级的市侩庸俗习气“已经沾染了德国的一切阶级”,“它既经常笼罩着王位,也经常笼罩着鞋匠的小屋”。“这种旧遗传病毒”甚至“感染”到党内,以至“必须警觉地注意这些人”。联系到作者一贯坚持的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缺乏自信力甚至发展着自欺力的现象与人民群众中的某些不觉悟的部分也并非绝缘。正由于此,在困难当头的情况下,强调民族自信力,唤起民族自豪感,就成了思想战线上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而《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就是鲁迅实践这一任务的光辉篇章。

(选自《中学语文教学》198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