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司马迁《屈原列传》 返回课文
每读《史记·屈原列传》，我的脑海中就会交替映现出两幅遥远而清晰的画面：
一幅是，被放逐于江湘之间的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一边踽踽独行，一边悲切吟唱。这就是后人所谓的“屈子行吟图”，是屈原作为诗人的永恒雕像。
一幅是，屈原自沉一百六十多年之后，年方二十的司马迁“南游江淮”，来到屈原自沉的汩罗江畔，临流凭吊，嘘唏垂涕。
理解这两幅充满浓郁的悲剧气息的画面的关联，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一位悲剧诗人和一位悲剧诗人式的史学家的灵魂穿越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在汩罗江畔，在司马迁幽禁的囚室中进行的一次对话；看作是司马迁对屈原的诗人之心的深刻解读。正因为如此，这篇《屈原列传》便不仅是对屈原生平事迹的简要记载，而且是对屈原的诗人之心的“真实”记录。
司马迁以叙说的方式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析了屈原的诗人心迹，表现了对诗人屈原的由衷敬慕：
首先是“推其行”，即肯定屈原有着超越于世俗之辈的颖脱之才与卓异人品，而这种才能与人品是他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基点。
屈原在《离骚》中，或自叙身世，或抒写悲慨，却始终都把对自我才能与人品的肯定作为抒情言志的前提。司马迁对之深信不疑，且由衷地推崇。所以，他在《屈原列传》的开头就高度概括了屈原的颖脱之才：“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以下的具体叙事中，更突出地以屈原的怀才不遇与楚国灭亡之间的关系，反证其才能决不为虚。
但是，仅有奇才，而无洁行，仍然不能成为被后世推戴的人物，亦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司马迁深知才能与人品间的必然联系，所以，又多次称道屈原的卓异人品。最突出的当然是屈原行吟泽畔时与渔父的对话。
这段对话，亦见于《楚辞》的《渔父》篇，文字略有差异。其是否为屈原所作，后人亦多有怀疑。但司马迁把它自然地融入传记的叙事之中，既增加了传记的文学色彩，又生动而深刻地体现了屈原在“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时，绝不“与世推移”，“随流扬波”，而要“怀瑾握瑜”，“宁赴常流”亦不改“皓皓之白”的人品。
这种超越于世俗之辈的才能与人品，既是屈原“为人”的根本基点，亦是他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根本基点，所以，司马迁在整篇叙事的字里行间又都流露着由衷的盛赞。
其次是“悲其志”，即肯定屈原人生命运的悲剧性，并揭示其悲剧形成的根源，分析其悲剧命运与诗歌创作间的深刻关联。
这是《屈原列传》的核心内容。
文中揭示的屈原命运的悲剧根源最主要是，屈原不能因为生存得失而改变自己的人生准则与精神操守，而楚怀王又于昏愦之中不能了解屈原，反而疏远、放逐了这位忠诚不阿的人才。文中有几处写道：“疾王听之不聪也”“怀王之终不悟也”“此不知人之祸也”，正是司马迁读了《离骚》等诗之后，结合历史事实作出的评判。这评判之中既有对悲剧制造者怀王的责难，又暗含着对自身命运同样不幸的悲戚。
文中分析屈原的悲剧命运与其诗歌创作间的关系，最主要是“……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一段。其“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意思与《报任安书》中所说的“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完全相同。这即是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特别关注的“发愤著书”说。它不仅阐明屈原诗歌是其悲剧性情的自然发抒的特点，而且强调“发愤著书”的“忧愁幽思”中包含的是崇高的正义感，是高远的理想追求，是志士仁人为正义和理想而献身的悲壮情怀。
许多研究说明，司马迁在作《史记》的时候，面对“上计轩辕，下至于兹”（《报任安书》）的几千年历史，面对茫茫“旧闻”中无以数计的历史人物，将什么人选入传记之中，有他自己的选择准则。除了那些对历史进程起过重大影响作用的帝王将相外，像屈原，如果作为一个仅仅担任左徒的“政治家”，还不可能为之立传。但是，当司马迁读到屈原诗作的时候，他不仅被深深感动，而且从中体味到一种能真正影响民族命运的博大的精神存在，他就不能不为之立传了。
《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作为诗人的屈原，就是司马迁心中的“倜傥非常之人”。所以，司马迁为屈原而“悲其志”，为屈原而临渊流涕，并采用屈原《涉江》诗中“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的句意，亦为屈原下一断语：“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再次是“赏其诗”，即在“推其行”与“悲其志”的同时，赞赏屈原诗歌的许多审美特征。
如“其文约，其辞微”。“文约”是文字简练，“辞微”是含意深隐。两句相联，即在简练的文字中表达了深隐的情感意义。
再如“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称文小”的“称”是“称引”“引用”之意。这两句是说屈原诗中虽然称引了许多细小的事物，举了许多很切近的东西作比喻，但却有着博大而深远的旨意。
又如“其志洁，故其称物芳”。意即由于屈原有着异常高洁的人品，所以才引用了许多美人香草来作比喻。
这些特征绝非我们今天对一篇作品的艺术总结，而是自然融会在传记的叙事之中，亦是对屈原诗人之心的精到探析。
于是，“推其行”“悲其志”“赏其诗”这三点都紧紧围绕着对屈原的诗人之心的解读，揭示了屈原人格与诗作的伟大。
而司马迁对屈原之所以有如此精到的理解，当然又是由于他也有着屈原那样的悲天悯人的诗人情怀，有着穿透“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诗人智慧与诗人魄力，同时也有着像屈原一样的悲剧命运。他以诗人之心与屈原的灵魂对话，与许多个悲剧人物对话，于是，他便写出了一部堪称悲剧诗史的《史记》。
鲁迅说这是一部“无韵之《离骚》”；而《屈原列传》正应该是最典型、最恰切的“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