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语文价值观的培养方式
在语文教学范畴，正确的语文价值观主要是指对汉语文有科学的认识，并具有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它的主体是将汉语文作为母语来学习的学生，对象是以“言语”为意义核心的汉语文。
语文价值观对人的语文素养有重要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语文价值观会令言语主体的语文素养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在同一文化群体中，语文价值观层次的高低决定着主体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的水平。强调语文价值观的培养，对发展受教育者的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来说，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
培养价值观，一般来说有两种途径：一是提高认识，一是深入实践，二者相辅相成。对处在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而言，后者显然是主要的。学生要在亲近语文的过程中、在探究语文规律的实践中，不断提高语文素养。科学的语文价值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的。
探究式学习的优势在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力和合作精神，所以引导学生在运用这一学习方式时，先要在言语交际上给学生自由，给学生的真情与个性以足够的培养空间。探究的第一个层面，是探究母语交流的规范，培养尊重不同言语主体的良好品格。现代语言学家和语言教育家张世禄曾说：“读者要为作者着想，作者也要为读者着想。”这是传统的“忠恕”之道。忠是对自身而言，即作者掏出自己的心来给读者、给听众。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读(听)假话，应先坚持不写这样的文章，不说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要在语文课上培养对祖国的语言文字、对他人、对自己负责的态度。这生动地表明，引导学生将发展个性与体谅他人辩证地统一起来，是言语活动和言语学习的规律和要求。
古代社会，在处理个体发展与群体和谐的关系时，将群体和谐作为主要的、显性的方面来对待。相应的，个人的创见体现在对先辈的再诠释当中。对语文教育来说，理解经典是主要的，阐发自我是次要的；而理解经典也不是随意的，而要“代圣人立言”。
近现代以来，“我手写我口”的倡议，使传统语文教育中形成的人我关系模式解体，至今，我们正处于新模式的构建时期。因此，语文教学中无论是出现“代圣人立言”的回潮，还是各说各话、互不相通的局面，都不足为怪，重要的是要提高构建新模式的效率。
在尊重言语主体的前提下，引导学生应用探究的学习方式，主要是探究汉语文的特点，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积极情感。
积极的情感是形成稳定的价值取向的基本条件，也是个体具有一定价值观的重要表现。语言学家陈原曾提出“语言感情”的概念，他说：“使用某一种语言的社会集团对自己的父母语都拥有强烈的感情，这种被称为语言感情的心理状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个社会集团的成员在不流行它的父母语的社会语境中，强烈地感到要用它的父母语彼此交际。……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的成员，虽则能掌握另外一个社会集团所使用的语言，在一般情况下他总归认为只有使用他的父母语对话，最能够表达感情。”
对语言感情的形成，他的看法是：“我在这里称之为语言感情的东西，是有物质基础的，是从千百年世世代代共同生活而又共同使用同一种交际工具因而形成的。这不是生理现象，而是社会·心理现象。”就教育在这方面能够发挥的功能，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指出：“知情意的教育是整个的，统一的。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育不是培养儿童脆弱的感情，而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的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坚强的意志之获得和一定情况下的情绪激发与冷淡无从割裂。现在我们要求在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发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所以，让学生充分感受母语的特点，并将这些特点内化到自身的能力、个性、品位当中，是探究式学习应该追求的方向。
汉语作为中华民族千年历史的见证，从语言文字到交际范式，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
具体来说，“中国哲学则从老子开始，就对语言的逻辑功能进行批判，认为要传达‘道’就必须‘非言’，即只能通过对语言逻辑功能的扭曲和对‘象’的引入来达到‘道’的象征性表达，由此形成了所谓‘言象互动’的特殊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使用的是一种‘尚象’的诗性语言，它引导人们以感悟兴会的方式从形而下经验世界达到对形而上的道德本体的认同，或是对形而上审美境界的体证。这也就是冯友兰曾经提出过的，中国哲学的表达往往推理论证与暗示比喻兼而有之的情况。这种‘言象互动’的符号系统的使用，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哲学思维与论说方式上的特殊性。比如按儒家学说，基于血缘亲族关系的人伦秩序即‘礼’，具有与天地之‘道’同等的本体地位，但儒学在进行这种提升时，并不进行理论性的证明，而只是借助于经验性的类比，即将作为万物之始的‘天地’与作为人文之始的‘父母(夫妻)’并列。这种并列类比基础上作出的统一性判断，对中国人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就‘尚象’的思维传统而言，重要的不是提供两类知觉表象间相互过渡的逻辑定式，而是要使判断与日常经验相衔接，让日常经验帮助接受主体进入感悟中的沟通。所以从西方逻辑理性的角度看可能是毫无必然性的推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却可以被视作理所当然。”
所以，《枣核》取“垂柳”这样的景物寄托对故土的思念，其原理在《诗经》那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中；《背影》中的父亲之所以那样尽心尽力地去给儿子买橘子，是因为在他们的乡音中“走运”叫“走局(橘)”，逢年节大事送小辈橘子，表示对孩子生活顺利的企盼与祝福。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言语方式，在无形中将我们千百年来璀璨的文化遗产结合成一个如浩瀚星空般的网络，它为我们的语文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在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还要在探究汉语文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科学的历史观与文化观。
所谓培养科学的历史观，就是要帮助学生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看待自我、看待生活；所谓培养科学的文化观，主要是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了解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每个民族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这一民族选择的结果；母语既是文化的载体，也含着不同时代的人们丰富的思想和感情。今天，在基础教育改革的浪潮中，重新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特别是用民族的古典文学陶冶受教育者，是这一浪潮中的一曲强音。但是，如果仅仅是东读一首古诗，西念一篇古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以肤浅的指摘取代投身其中的体验，那么，即使接触的东西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我们将会失去自我。因此，语文教育要让学生在学习母语的过程中建构思想、提高认识。
例如，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虽然只有寥寥几十字，却成为千古名篇。它的突出特点是构思严密、遣词精妙，但是，就像梁漱溟先生曾说过的，如果只在“用”上求用，结果只能是既无“体”，也无“用”。先秦时期的“士”和北宋的“士”在内涵上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是文章立论的逻辑基础。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引导学生梳理这一核心概念内涵的演变，这样，学生就会从中了解到儒家思想的发展、传统文化的走向。只有在这个层次上，学生才会更深刻地体会到，文章之所以文思巧妙、言简意赅，是因为文字的背后有作者的内在气蕴作支撑。这样的分析是建立在对课文本身以及相关资料深入探究的基础上的。
本次课程改革提出要将获得知识技能的过程与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统一起来。对语文课程而言，这意味着深化对语文本体以及语文教学规律的认识。让学生在语文课的探究学习中体验到探究的乐趣，并且被探究的终极意义所感染，进而提高自身的思想水平，才是语文价值观培养与语文探究学习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