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文化节纪念──明妃出塞
王昭君，名嫱（音强），是西汉元帝时（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的宫女。南郡秭归（今湖北省秭归县）人，以“良家子”被选入宫。她因出塞远嫁至漠北的匈奴，为匈奴呼韩邪单于（音蝉余，匈奴语最高首领的意思；邪音耶）稽侯珊之阏氏（音烟支，匈奴语妻的意思）；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汉与匈奴两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而名垂史册，留芳千古。因此，“昭君出塞”便成为我国历史上民族团结和各族共同发展的一段佳话。
一、昭君出塞的时代背景
昭君是公元前３３年（元帝竟宁元年）出塞的。那时，汉与匈奴两族之间的关系已和汉初不同。从公元前２０６年汉高帝刘邦立国到昭君出塞的一百七十多年间，汉匈之间的关系时弛时张。武帝即位（公元前１４０年）以前，汉朝对匈奴的政策是和亲，因为那时国力微弱，和亲为的是以忍让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武帝即位以后，由于国力充实，遂由和亲政策改变为战争政策，以防御性战争作为解除匈奴贵族入侵和威胁的手段。经过几次决定性的战役，匈奴接连大败，到武帝末年，“匈奴孕重堕殰，疲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和亲计”。后来再经过公元前７１年汉与乌孙（游牧于今伊犁河上游的一个部族）的联合出击，匈奴再次惨败，属部也乘机起来向它进攻，于是“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从此，匈奴再也无力和汉朝对抗，时在昭君出塞前三十九年。
公元前６０年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先有五单于争立，继有郅支单于（郅音至）与呼韩邪单于的对抗。呼韩邪在和郅支的斗争中失败，被迫由单于庭出走，因怕受到汉朝和郅支的两面夹攻，故争取主动，与汉联合。公元前５１年（宣帝甘露三年）南下，并亲自入汉觐汉帝；随后留有居今黄河河套北面赛下，由汉朝派兵护卫他。这便扭转了自汉初以来约一百五十年（公元前２０９年冒顿单于即位）汉匈两族间的敌对局面，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这是匈奴关系的根本转变，时在昭君出塞前十八年。
当时仍在漠北的郅支，初见呼韩邪投汉，深怕遭到呼韩邪与汉朝的联合进攻，所以也遣使入汉奉献（公元前５１年及５０年）并送侍子，以示友好。后见汉朝出兵谷支助呼韩邪，自度无力统一匈奴，乃向西（今伊梨河流域一带）发展，与汉决裂，索还侍子，并杀死汉使者谷吉。旋为汉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及副校尉陈汤所杀（公元３６年）。于是匈奴与汉的敌对势力终被消灭，时在昭君出塞前三年。
“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喜者，以郅支已诛，政敌消除，无复后患；惧者，以郅支作为一个牵制汉朝的力量既不存在，自己原先在汉与郅支之间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已不能再有，而汉力威强，已身孤弱，今后或不免因得罪而灭亡如郅支。这种局势促使他只有进一步倒向汉朝才能确保安全。因此他上书言：“常愿谒见天子，……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公元前３３年（元帝竟宁元年）春正月，呼韩邪再入朝汉（这是他第三次入汉；第二次在公元前４９年）。汉朝待他“礼赐如初”。在朝见期间，他自言“化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遂以宫女王嫱（字昭君）配他为妻。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昭君出塞了。
二、昭君出塞的动机
昭君的出塞是自“请掖庭令求行的”（妃嫔居住的后宫称为掖庭，掖庭令即管理掖庭的长官），也就是说出于自愿前往，而不是被迫的。昭君为什么要自愿出塞呢？《后汉书》的作者范哗（音叶）说：“入官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是她自愿出塞的动机。这种动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良家女子，迫于封建的权威，被选进“掖庭”，听候皇帝的“见御”，纵使获得了百般的“恩宠”，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个玩物。何况“入宫数岁，不得见御”，自然不能没有苦闷和愁思。但是昭君抱什么态度去对待和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种苦闷和愁思呢？从她抱着积极的态度，利用出塞的机会，脱出这个“黄金的牢笼”这一点，也足够表明她是一个有勇气的女子。
然而有些线索表明，她出塞的动机，不仅限于狭隘的个人打算，还有比较脱俗的见识。昭君虽深居宫中，对于汉匈两族关系的消息，不是全无所悉。史载：
建昭三年（公元前３６年）冬，甘延寿、陈汤斩郅支单于首，“传诣京师，悬蛮夷邸门”。
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颜师古注引服虔谓“讨邦支之图书”）示后宫贵人”。
建昭五年，呼韩邪单于上书说：“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
翌年“竟宁元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入朝”。元帝为了庆贺郅支伏诛和呼韩邪入朝而改元“竟宁”。
所有以上这些轰动朝廷、喧赫全国的大事，昭君不可能不知；特别是对于遍示后官的郅支图书，她更有机会窥见。因之，她对于汉匈两族关系之为友为敌，其利害得失，在思想上不能没有一定的感想和反应。所以当呼韩邪单于要求“婿汉氏以自亲”时，她便挺身而出，慷慨应召，自愿扮演一个“和亲使者”的角色，去肩负巩固和加强汉匈友好关系之重大使命。这正足以说明她对于汉匈关系之必须和平团结，具有相当的认识。这应该是她的出塞动机的一部分。在两千年前的一个宫女，能够有这样的举动，可以说得上胆识过人了！
三、昭君出塞的历史作用
汉匈两族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之取得及其后之所以能够在一定期间维持和巩固，是基于汉匈两族长期历史的必然趋势。这其中一方面是汉朝自武帝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对匈战争，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以致“倾国殚货”，“百姓流离”，“化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在人力、物力、财力和国力上都损失很大；另一方面，匈奴经受了汉朝多次的沉重打击以后，人口和性畜大量死亡，游牧地区大大缩小，生产日趋萎缩，统治集团内部分裂，部族生存受到威胁，因而双方都不愿也不能继续战争。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呼韩邪的附汉，北边六十年和平局面的基础便奠定了。在这些历史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以前，汉匈的友好关系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昭君之出塞，虽然对这种和平友好局面的巩固和加强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比起呼韩邪单于及其后继者的作用来，却不能同日而语，更不用说昭君一人能造成六十年的和平局面了。有人说：“由于她去匈奴，汉匈团结得到巩固，出现了‘黎庶亡干戈之役’（人民毋须从军），数世不见‘烟火之警'（没有战争的警报），‘牛马布野’，‘人民炽盛'，以及‘开关合市'的繁荣局面。”这种说法，便是把汉匈友好的全部功绩归立于昭君一人，显然是不妥当的。
说昭君出塞不能造成汉匈两族北边六十年的和平局面，并不等于抹杀或贬低昭君出塞在历史上的应有作用。根据史实，她的作用可以从下列三方面反映出来：
第一，昭君出塞，在汉匈双方都认为是一件政治上的大事，并很重视这件事。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阏氏”（颜师古曰:“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一九五四年在内蒙古包头市召湾的汉墓里，曾出土属于西汉后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陶片瓦当残片，也说明汉朝对于昭君出塞这件事也是十分重视的。
第二，昭君的出塞，播下了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的种子，因而在她死后，她的女儿须卜居次云，女婿须卜当，仍秉承她的生平之志，继续为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而努力奔走。王莽执政以后，由于采取对匈奴的错误政策，如贬改“匈奴单于印”为“匈奴单于章”，拟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及妄斩匈奴侍子登等等，造成汉匈关系的紧张。发展到公元１１年（始建国三年）以后，匈奴单于便发左右部兵马进扰北方地区，王莽也动员三十万众准备反击，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时云、当二人便挺身而出，设法弥合。史载公元１３年（始建国五年），乌珠留单于死，云、当欲与汉和亲，又素与咸友好，故越舆而立咸（舆与咸俱为乌珠留之弟）为乌累若鞮单于。乌累既立，云、当遂劝他与汉和亲。公元１４年（天凤元年），云、当派人到西河塞（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下求见和亲侯王歇（音吸）。王莽因命歇及歇弟讽（音萨）使匈奴，贺单于初立，并赐黄金、衣被、缯帛。在云、当的居中斡旋及单于的努力下，汉匈关系复呈现出一线光明。但因“其后莽复欺诈单于，和亲遂绝”。云、当对汉匈关系的弥合虽然没有成功，但也尽了最大的努力。
第三，王莽时，汉匈双方交涉大多是通过昭君的家族关系来进行的。而王歙之所以被任用为和亲侯和王飒之所以被派遣为出使匈奴的使节，很明显是因为他们与昭君有亲（歇、飒俱为昭君之兄子）。公元１５年（天凤二年），莽复遣王歙与五威将王咸等送还前所斩匈奴侍子登，单于遣云、当子男大且渠奢（大且渠是官号，奢是名；且音沮）至塞迎。公元１８年（天凤五年），乌累单于死，呼都而尸若鞮单于立，为了再一次争取汉匈关系的和好，复遣大且渠奢与云女弟当于居次子醯椟王（醯音兮，椟音独）奉献至长安。莽以其庶女妻大且渠奢，又欲出兵辅立奢为单于，会莽被诛，云、当亦死。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代表汉匈双方出面居中折冲的人物；如须卜居次云、须卜当、大且渠奢、当于居次之子醯椟王等，或是昭君的女、婿，或是昭君的外孙，总之都是昭君的亲属。因而可以看出昭君在汉匈关系中原来地位的重要及其所遗留下来的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