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有关资料
秦王派人对安陵君说：“我要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可要答应我!”安陵君说：“大王给予恩惠，用大的交换小的，很好;虽然如此，但我从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愿意始终守护它，不敢交换!”秦王不高兴。安陵君因此派唐雎出使到秦国。
秦王对唐雎说：“我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交换安陵，安陵君不听从我，为什么呢?况且秦国灭亡韩国和魏国，而安陵君却凭借方圆五十里的土地幸存下来，是因为我把安陵君看做忠厚长者，所以不打他的主意。现在我用十倍的土地，让安陵君扩大领土，但是他违背我的意愿，是轻视我吗?”唐雎回答说：“不，不是这样的。安陵君从先王那里接受了封地而守护它，即使是方圆千里的土地也不敢交换，何况仅仅用五百里的土地(就能交换)呢?”
秦王气势汹汹地发怒了，对唐雎说：“您曾听说过天子发怒吗?”唐雎回答说：“我未曾听说过。”秦王说：“天子发怒，死人百万，血流千里。”唐雎说：“大王曾经听说过平民发怒吗?”秦王说：“平民发怒，也不过是摘掉帽子赤着脚，用头撞地罢了。”唐雎说：“这是平庸无能的人发怒，不是有才能有胆识的人发怒。从前，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彗星的尾巴扫过月亮;聂政刺杀韩傀的时候，一道白光直冲上太阳;要离刺杀庆忌的时候，苍鹰扑击到宫殿上。这三个人都是出身平民的有胆识的人，心里的愤怒还没发作出来，上天就降示征兆，(现在，专诸、聂政、要离)连上我，将成为四个人了。如果有才能有胆识的人要发怒，就要让两个人的尸体倒下，血流五步远，全国人民都要穿丧服，今天就是这样。”(于是)拔出宝剑站起来。
秦王变了脸色，长跪着向唐雎道歉：“先生请坐!怎么会到这种(地步)!我明白了：韩国、魏国灭亡，而安陵国却凭借五十里的土地幸存下来的原因，只是因为有先生啊。”
专诸，春秋时堂邑(今江苏六合县北)人。吴王诸樊的公子光欲谋杀王僚(光的堂兄弟)，善待专诸。乘吴对楚用兵国内空虚之机，公子光设宴请王僚，使专诸刺杀他。王僚戒备极严，“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夹道排班站立着)，皆持长铍。酒既酣，公子光佯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
要离，春秋时吴国人。公子光既杀王僚以自立为王，王僚之子庆忌逃往卫国。公子光使要离去刺杀他。要离诈负罪出奔，使吴戮其妻子，而见庆忌于卫。与之俱渡江，至吴地，乘庆忌不意刺杀之。要离后亦自杀。
聂政，战国时韩国人。杀人避仇至齐，以屠为事。严仲子(韩国的大夫)与韩国相韩傀(一名侠累)有仇怨，严仲子恐被害而逃离韩国。得知聂政是个勇士，即以重金聘之。聂政以侍养老母为辞。其母死后，去见严仲子愿为他杀仇人。聂政独行仗剑至韩。韩傀方坐府上，戒卫森严，政直入，上阶刺杀傀，并击杀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暴尸于市，购问莫识。其姊闻而往哭之，后自杀于尸旁。时人称其姊为烈女。
《唐雎为安陵君劫秦王》的题目为后人所加，“劫”不是“劫持”，这么讲不符合原文，应讲为“胁迫”。内容是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保全了安陵国土的故事。当时，靠近秦国的韩国、魏国相继灭亡，其余山东六国中的赵、燕、齐、楚，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早已被秦国日削月割，奄奄待毙了，又过几年，秦就统一了天下。安陵在它的宗主国魏国灭亡之后，一度还保持着独立的地位，这一次，秦王就想用欺骗的手段轻取安陵。出小饵而钓大鱼以骗取利益，是秦君的故伎。秦惠文王曾派张仪入楚，把商於之地六百里许给楚怀王，条件是让楚与齐断交，结果傻头傻脑的怀王上了当。秦昭襄王以十五城请易赵惠文王的和氏璧，结果骗局被蔺相如识破，偷鸡不成蚀把米。这些事距唐雎出使，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这一次，秦王嬴政又故伎重演，安陵君和唐雎是重蹈楚怀王的故辙，还是学蔺相如的榜样，与虎狼之秦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呢?唐雎选择了后者。作为区区五十里的小国之臣，在孤立无援的危难情况下，面对强大凶恶的敌人，居然临危不惧，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折服秦王，不辱使命，这种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
这是一篇记叙文，写唐雎忠于使命，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揭露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质，虽不假修饰，却十分鲜明生动，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开头一段是秦王使者和安陵君的对话。使者转达秦王要求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纯属诈骗。“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秦王先设骗局，以强凌弱，以大欺小，首开祸端。安陵君婉辞坚拒，有理、有利、有节，不失明君风度。“秦王不悦”，矛盾趋于激烈，安陵前程险恶。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作者剪裁材料的眼光和胆识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个回合，基本内容貌似是第一段的重复，其实不然，细细读来，有三点不同：其一，地点不同了，是在虎狼之秦的朝廷上;其二，背景不同了，是在秦王碰了钉子，生了气之后;其三，人物不同了，作为区区小国的使臣所面对的却是汹汹然不可一世的秦王。三点不同，使得唐雎比起安陵君所处的境地更加百倍地难于应对，国家命运，个人生死，全在此一举。我们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接着再用一句，提要复述安陵君的答辞，但却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矛盾发展了，尖锐了，唐雎如何应付呢?于是展开了第二个回合的斗争。
第二个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这段文章之所以有说服力，还在于唐雎采用了完全正确的斗争策略。无论是以秦国和安陵，还是以秦王和唐雎来说，如若较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只可斗智。从总体上来说，秦国和秦王当然是强大得多，但在某一个小的局部，在秦王的朝廷上，又是二人面对面，近在咫尺之间，秦王的一切有利条件都无济于事了;反之，秦王怕死，而唐雎舍生取义，敢于斗争，这时的优势在唐雎一边。唐雎抓住了这种优势，并且懂得这种优势稍纵即逝，所以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胜于秦王。作者也是十分聪明睿智的，他深深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台词的重要，于是全力以赴，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痛快淋漓，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风过气清，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个回合(第四段)，是事情的结局，其实已没有什么斗争，只不过是在风过气清之后，于众目睽睽之下，让秦王来请降。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则会画蛇添足;实写秦王，让他自己把自己灵魂中长期被骄横凶残掩盖着的另一面──卑躬屈膝、懦弱无耻展露给人们看。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做;“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一方面，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又一方面，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这种自相矛盾之中，真是奴颜卑膝之态可掬。秦王的这种两面性表现无遗，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站起来了，文章也就戛然而止。
《唐雎为安陵君劫秦王》的写作特点之二，是用多种形式的对比和衬托来刻画人物。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秦王和唐雎一会面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秦王是大国君主，盛气凌人，又是质问，又是威胁，却偏又摆出一副关心弱小之邦的虚伪面孔，力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唐雎。唐雎是弱小之邦的使者，却是从容镇定，据理力争，你有强权，我有正义，处在矮檐下，偏偏不低头，丝毫不为秦王的威胁所屈。一个先倨而后恭，“使人谓”──“不悦”──“怫然怒”──“色挠，长跪而谢之”，这是秦王在事件全过程中态度的变化过程;另一个先恭后倨，临危出使──沉着应对──针锋相对──“挺剑而起”，这是唐雎在事件全过程中态度的变化过程。处境不同、态度不同、结果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一个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一个是临危不惧、机智果敢的伏虎英雄。唐雎先恭后倨，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胸有成算，但由于处境危险，不可鲁莽草率，故意含而不露，待机而发。秦王先倨后恭则根本不同。先倨，是因为自己是大国、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恭，是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再看本文中衬托手法的使用，突出地表现在用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有了唐雎才称得上是锦上添花。“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这种话只能出自安陵君之口，他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一篇六百余字的短篇记叙文，同时写了三个人物，故事首尾完整，人物形象生动。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当然不只这两个方面，其他诸如剪裁的功力、情节的紧张曲折、人物语言的简洁和个性化方面，本文都有很高成就。但只要掌握以上两个方面，这几点由读者自己仔细领会，大概是不太困难的。
唐雎为什么能不辱使命?这是他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同秦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
在这场斗争中，唐雎十分讲究说话的技巧，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巧”在言辞委婉，言之有“节”上。秦王要求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纯是诈骗。当遭到安陵君拒绝后，“秦王不悦”，于是当着唐雎的面露出威胁之意，并盛气凌人地责备安陵君“轻寡人”。对此，唐雎先用屈从的口吻说：“否，非若是也。”这一回答，既缓和了秦王以强凌弱的气势，使会谈能够继续下去;又强调了不肯易地的原因。然后从容地说明安陵君不肯易地是因为“受地于先王而守之”，并非故意违背秦王的意愿。这一句答得委婉，言之有理，言之有“节”，一个“守”字，含义丰富;既说明愿忠于先王的遗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宁“守”不“易”，这是一种崇仰先王、不为利诱的明显反映;又表明安陵国并无扩张之意，倒有御敌之心，这不仅婉言拒绝了秦王的易地要求，还暗暗告诫秦王不要轻举妄动。“守”是一种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具体表现，显示出安陵国土的神圣不可侵犯。“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这一反语，十分有力，表明安陵国非但不想易地，而且根本不愿意易地。因为安陵君明白秦王的“易”即是“抢”的同义语。可见，“守”是不畏强暴、坚守国土的具体表现。由于唐雎坚持原则，言之有“节”，从“道义”方面暗刺了秦王的不义，触犯了他的尊严，难怪他要“怫然怒”了。
二是“巧”在针锋相对、言之有“据”上。秦王见诈骗不行，便用“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所谓“天子之怒”进行威吓。唐雎正气凛然，针锋相对，用“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士之怒”进行回击。在这场围绕天子与布衣之“怒”的交锋中，唐雎很快就由被动而变为主动。当秦王以“亦……尔”的口吻鄙视“布衣之怒”时，唐雎立即驳斥：“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提醒秦王正视“士之怒”。接着用语势强烈的排比句，列举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史实，对“士之怒”加以渲染说明。这三个史实，犹如锃亮锋利的匕首，直刺贪生怕死的秦王心窝;又好似撼天动地的警钟，警告秦王必须吸取历史教训，不要自蹈死地。但是，这些有根有据的“士之怒”，毕竟是历史上的事，已经过去了，它对秦王虽有所触动(威胁)，但还不足以使利令智昏的秦王幡然悔悟。于是，唐雎又逼近一步：“此三子者”，“与臣而将四矣”。这是暗示他将效法三人，刺杀秦王。这样就把血淋淋的史实，变成对秦王的直接威胁，迫使秦王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危急处境。
三是“巧”在以行证言，言之有“力”上。倘若唐雎只用文战，不辅以武攻，秦王势必会存侥幸心理，绝不会轻易折服。以行证言，就能使“言”更富于慑敌的威力。唐雎辅以“挺剑而起”这一义无反顾的行动，来证明“今日”欲刺秦王之“言”的实在性和尖锐性，这就从根本上彻底打破了秦王的一切幻想，迫使秦王不得不“长跪而谢之”。
总之，在这场斗争中，唐雎的说话技巧是十分高明的。他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从“道义”和“威力”两个方面，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从而震慑论敌，不辱使命。当然，如果唐雎手中没有真理，没有尊重客观实际的科学态度，那么，说话技巧再高明，充其量也只能是诡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