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故乡》、《社戏》的“母亲”形象
阿Q、孔乙己、闰土、华老栓、祥林嫂、杨二嫂……鲁迅先生以其尖辛的嘲讽、冷隽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愚昧落后、麻木不仁的艺术形象。藉这些形象，先生无情地剖解着国民的魂灵和社会的病苦；在这些名字上，写着先生“哀其不辛，怒其不争”的失望和愤懑！与此相反，先生着力刻画的正面人物除了《故事新编》里的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生求法的人”等“中国的脊梁”一类的人物，在他早期著作集成的《呐喊》和《徬徨》里仿佛仅有二人：狂人和人力车夫。但是，在他的《社戏》和《故乡》里，就有一个“不太重要”的以至于容易为人忽略的陪衬形象──“母亲”！
当代文艺批评理论有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对文本之间存在着互文（也有人译为“互涉”）性的认识。它认为，任何文本之间都存在着互文性，在内容上往往合指兼顾，而在同一作家的不同文本间，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而突出。正因为如此，我们与其将两 个“母亲”割裂开来逐一研究，倒不如把她们合二为一加以探讨。
正如法朗士所言：“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无论《社戏》还是《故乡》，都存留着作者童年经历和生活的明显印迹。鲁迅先生幼年丧父，是母亲在家道败落之时将他们兄弟三人艰辛拉扯长大，鲁迅先生对他的母亲因之怀有深挚的爱的情感。虽然，鲁迅先生没有专门叙述“母亲”行迹的文章，但是，一旦他的作品涉入“母亲”一词时，蛰伏于内心深处对母亲的爱便注入笔端，形诸文字，成就为《社戏》、《故乡》中的“母亲”形象。那么，这个“母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１、开明的母亲：
鲁迅先生童年时期，在皇甫庄生活的一段时间里，和农民孩子们交上了知心朋友。“至今，皇甫庄的老人们还能记起，当年村里人亲切地呼唤母亲为‘瑞姑奶奶’，叫鲁迅为‘小倌人’。”而这一段生活，表现在《社戏》中，就有了那些和小朋友们的“做游戏”、“掘蚯蚓钓虾”、“看社戏”、“偷罗汉豆”等事情。在封建社会行将解体的时代里，等级依然森严，然而，母亲不仅没有恪守这道等级的壁垒，而是反其道行之，允许小树人和农家少年们同游同玩。虽然当时作者的家境日趋衰微，但毕竟还称得上士大夫之家，而且亟需一个“学而优则仕”的人来重振门庭。如果说以现有文献我们很少发现母亲对鲁迅先生小时候学业方面的要求，那么，《社戏》则给了我们明确的诠注：“可以免念‘秩秩斯于幽幽南山了’。”可见，母亲一定也像《社戏》里的“母亲”一样以慈母的情怀护佑着他稚幼的身心：不仅可以不读书，还可以尽情地玩！玩伴也不是大户人家的子女，而是一群大方能干、天真淳朴的农家少年。这是一个多么开明的母亲啊！
“母亲”的开明在《故乡》里也有着充分的体现：“啊，你怎的这么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还是照旧：迅哥儿”，多么爽利！要知道，那可是一个等级氛围还很浓烈的社会啊！”“母亲”的话语，表现为对闰土的不见外，不嫌弃，难道说这不也是一种开明吗？而这种“开明”与前文的“开明”不同，如果说前文的“开明”是基于天性的母爱，而这份“开明”则更多地建立在对“我”的儿时伙伴的尊重和对贫苦农民的同情之上。“他每次到我家来……”从这句话一方面可以看出“我”和闰土的深厚友谊，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母亲”对闰土善待始终，否则就不会有闰土“每次”到我家来了。在后来对家具处理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开明和同情，因为“母亲”是“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选择。”
２、爱子的母亲：
在《社戏》里，作者对“母亲”的描写着墨并不太多，全文仅五处提及“母亲”，下面举出两例与“爱子”有关的细节阐析“母亲”的爱子之情：
⑴ “只得扫墓完毕，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母亲住在外祖母家里。”
“母亲”归宁回娘家小住，不过短短几日，都将儿子带在身边，且无一年落下， 这无疑是爱的充分显现。
⑵ “我向船头一望，前面已经是平桥。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母亲颇有些生气，说是过了三更了，怎么回来得这样迟，但也就高兴了，笑着邀大家去吃炒米。”
在江南早春的夜风中，“母亲”站在桥头直到三更，等着儿子平安归来，而且“生气”了，这“生气”，是因为儿子归家太晚，是因为过于牵挂而产生。但现见到儿子平安归这家，便化怒为喜。由此可见“母亲”的温暖体贴和拳拳之心。
在《故乡》中，“母亲”第一次出场，小说是这样描述的：“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走出来了……”“我”回乡和已往的回乡有着异乎往常的意义──举家北迁。对这样一件大事，作为人子，“我”不可能不在书函里郑重交代，而且“母亲”也不可能不知儿子的大约归期，想必“母亲”等待之期特别地留心和敏感，因而儿子一出现便有了“早已迎着出来了”的行动，这种母亲盼子之心所化出的动作当然是爱子的外在表现。
３、坚强的母亲：
“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心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儿子归来了，“母亲”自然高兴，然而家道败落，“母亲”于心里自然产生“凄凉的心情”。如果是一般的母亲，一个“从父、从夫、从子”的一般女流之辈，遇到举家北迁之大事，心中定无主见，在焦急不安中盼到爱子归来，无疑会将那些细琐繁累的诸事推给儿子。可是“母亲”没有这样，因为她体恤儿子归途的奔波劳顿之苦，将自己“凄凉的心情”“藏”了起来，还“教我坐下，歇息，喝茶”，爱子之中显出一种中国劳动女坚强的品质。而“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时，母亲说：“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显然，“母亲”已将诸事打点完毕，在体贴儿子的同时，用一种平淡的语气竭力淡化即将远离故土的伤感情愫，在“爱子”之中更透射出坚强的品格。
当然，“爱子”与“爱母”相伴共存，“我”居然发现了“母亲”“藏”起来的“凄凉”，而恰恰是这种“爱母”之情，才是《社戏》、《故乡》里“母亲”形象产生的原因。
周作人曾告诉鲁迅先生：“你走以后（留学日本），母亲日夜想念，好多天不吃不睡，接着大病了一场……”鲁迅先生听了非常感动，他说：“我们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我们将来要好好孝敬母亲才对。”
试想，如果没有鲁迅的这种爱母之心，写得出这样一个“开明、爱子、坚强”的“母亲”形象吗？可以说，《故乡》和《社戏》本身带有极强的自传性质，其“母亲”形象也带有极强的写实成份。参照《朝花夕拾》，并与之比较，凡提到母亲的地方，大多与小说里的“母亲”形象相通，甚至重叠。
如果说我们仅以上文理解“母亲”的形象，理解鲁迅先生塑造这样一个形象的动机，则未免失之浅薄。
鲁迅先生曾亲眼目睹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以后知识分子的迷茫与困惑，中国农村的日益凋蔽，广大国民的麻木不仁与自己家庭的衰落和不和。对于一个忧国忧民而又看不到出路的战斗者来说,他苦闷，他“彷徨”，他忧愤，他孤独，他焦灼……从而面对现实，走向他的内心，重拾温情的往事。因为，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片葱茏迷人的绿洲，那就是童贞的友情和温馨的母爱。可以说，作者正是借“母亲”这一形象，表达了他对浑浊、麻木、愚弱的国民性的根本否定，通过对“母亲”这一“不经意”塑造的美好形象，传达着对中国劳动妇女摆脱封建束缚、挣脱礼教牢笼的深切期待，更是为“杨二嫂”、“祥林嫂”们树立了一个正面的可资典范的榜样。这是鲁迅先生换了一种方式战斗着，“呐喊”着！
总之，正是由于母亲给他的深刻影响，由于鲁迅先生对母亲的爱的升华，使他如《故乡》里的“我”一样，即使“辛苦辗转”地生活着，也坚定地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